第三期電子報  中輟輔導新知-1

貧民區中輟高危險群青少年保護因子：

家庭因子和社會支持

Protecting Factors for Inner-City Adolescents at Risk of School Dropout：

Family Factors and Social Support

Maureen T. Laugana (2004).

Children & Schools. Vol.26, No.4, Octobor. pg211-231. 

編譯：林杏足 副教授、薛又瑜、林美媛 

前言

本研究比較低收入戶、貧民戶、美國黑人青少年在危機上的連續性--主流班級(低度危機)、日間高危險群方案(中度危機)、中輟或之後回到其它夜間方案(高度危機)。作者試圖找出預測學校中輟的因子,且將焦點置於家庭和社會支持變項。

作者相信家庭凝聚力、家庭適應力、目前家庭(直系親屬) 以外的成人支持、還有同儕支持,為低收入戶、都市居民、美國黑人青少年之危機的主要保護因子。作者假設若社會支持和家庭變項得分為正,表示可預測低危機群體的成員，而得分為負則表示可預測中至高危機的群體。 

文獻回顧

美國教育部研究和改進辦公室1997年十月估計,在美國大約有360萬個16-24歲的人未完成中學學業,並且未登記在中學方案中。許多區域少於50%的學生完成教育課業(Roderick, 1993)，中輟率在都市相當的高，尤其是低收入、低成就，和少數民族青年(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1997, 1999)。

低社經地位大大影響青少年完成教育的能力，社經地位影響個人知識、物質資源、自尊(Danziger, Sandefur & Weinburg, 1994)，而種族、民族和社經地位處於弱勢的學生，往往獲得最貧瘠的教育(Danziger et al., 1994 ,Fine,1991)。

雖然過去數十年來教育有許多立法革新，但許多學校仍然以種族和社經地位來區隔學生，儘管立法的目的在於平等(equality)和相同的入學資格(equal access)，讓低收入戶、都市居民、少數民族的學生能透過法律而有相同的機會入學，但是並未因此造成相同的教育成果(Fine)。

教育改革的革新法規,對大部份低收入居於城市的非白人青年來說,獲得極少的教育利益。分配給貧民區(inner-city)學校的基金和住在貧民區的學生人數不成比例。擁擠提高了職員的疏離(staff alienation)和學生的匿名(student anonymity)。

中輟問題造成巨大的個人和社會代價。中學文憑是求職的基本社會先決條件，中學中輟有較高的可能縮減收入(DeJong, 1993；GAO, 1993)、不被雇用(Alspaugh, 1998；GAO, 1994)，以及生活在貧窮之中(GAO, 1993)。未完成教育的學生有較高的可能會有酒精濫用或依賴的情形(Arellano, Chavez, & Deffenbacher, 1998；Crum, Ensminger, Ro, & McCord, 1998)，及涉入犯罪(Alspaugh；GAO, 1994)，以及未成年懷孕(Mahler, 1999；Manlove, 1998)的可能性，

然而，即便是有明顯的社會、經濟、或教育的缺陷，某些青少年仍然從中學畢業。「什麼因子使低收入、都市居民、美國黑人青少年比起其他青少年更處於危機之中？」這仍是一個未解的問題。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檢視教育系統不適切結構以外的層面。 

理論

家庭因子部分，Olson’s Circumplex Model of Family Systems指出失功能和危險行為，是缺乏理想凝聚力和適應力的家庭會呈現的。家庭凝聚力指的是家庭成員和其他人的情緒連結，家庭適應力指家庭適應成員個人需求和發展階段的能力(Olson)。換言之，有理想凝聚力和適應力的家庭較有可能以健康的方式發揮功能，並且較不會出現危險行為(Olson, 1989)。

這份研究也檢視了來自同儕和無關係成人的支持。同儕對青少年尤其重要，青少年每天在學校和同儕及無關係的成人互動。早期的研究指出和同儕、老師及學校職員的關係不良導致中輟問題(Downing, & Harrison, 1990；Seidel, & Vaughn, 1991)。研究也指出，和同儕的社交是驅使青少年留在學校的重要的因子之一(Kortering, Konold, & Glutting, 1998)，持續照護成人的存在，也促進危機環境中的青少年正面的成果(Masten, Best, & Garmezy, 1990)。 

方法-樣本       

樣本包含來自巴爾的摩貧民區中學的低收入戶和美國黑人青少年共194位，包含：

1.      25位來自高危機方案的學生和78位來自中度危機方案的學生。高危機方案中的學生已經中輟，學生被說服參加替代性的夜間方案來繼續他們的教育；中度危機方案的學生，被辨識為不規律出席、成績低落或有問題行為，學生自願同意參加方案。方案在規律的學校時間內被指導，樣本以危機方案中所指出的家庭變項，或同儕及成人支持的缺乏，做為選擇的標準。

2.      低危機方案有91位學生參加，自主流方案中的數學和英文課堂中尋求自願者，做為主流學校方案的樣本。 

方法-測量

家庭適應力和凝聚力評估量表(The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 FACES II)(Rodick, Henggler, & Hanson, 1986)，其同時測量家庭凝聚力和適應力兩個概念。凝聚力概念的測量包含情緒連結、家庭界限、聯盟、時間、空間、朋友、決策、興趣和娛樂活動；適應力概念的測量包含自我肯定(assertiveness)、領導能力、紀律(discipline)、協商(negotiation)、角色和規則(rules)(Filsinger, 1983)。

家庭滿意度(family satisfaction)則得分透過實施FACES II兩次來獲得；一次是針對青少年如何知覺他們的家庭；再者是他們理想中的家庭是什麼樣子。理想得分將從知覺得分中扣除。最後的得分越是遠離零值，青少年對家庭凝聚力和適應力的滿意度越低。

知覺社會支持量表(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rocidino, & Heller, 1983)，包含一個20題的分量表，測量來自同儕的社會支持，題目的回答方式有”是”、”否”、不知道。

魏氏兒童智力測驗(WISC-III)的相似分量表被用來做為智力的指標(Wechsler, 1991)。這個分量表有19題，每題包含了兩個成對的字，學生被要求說明這些字如何相似。

本研究聚焦在社會支持和家庭變項，其它變項因為和中輟以及中輟的高危險群有關連，而列入考量。區別函數分析可以針對決定團體成員資格的變項重要性做加權，其它的研究將變項獨立看待(即，關於未成年懷孕及中輟)。這份研究檢視許多關於危機的變項，以決定出對中輟最重要變項。 

方法-數據分析

依變項以危機的程度做為指標，並以六個預測變項放入分析：同儕支持、成人支持、家庭凝聚力、家庭適應力、家庭凝聚力滿意度、家庭適應力滿意度。除了家庭和支持變項，單變量(univariate level)顯著的人口變項也被涵蓋在此模式中。 

結果

1.      模式整體正確地預測成員資格(predicted membership)達到67.5%的準確度。

2.      模式也正確地預測20名高危機團體成員中的35%；在不同的團體大小之下，正確預測高危機團體的早期機率只有12%(.118)。

3.      模式正確預測67位中度危機團體的青少年的64.2%，正確預測中度危機團體的早期機率是40%(.396)。

4.      模式正確預測81名低危機團體學生的78%，正確預測的早期機率是49%(.485)。

這個研究發現特別地重要，因為區別函數分析通常在區別少數團體時都不成功(Kachigan, 1986 )。換句話說，因為高危機團體人數較少而且正確預測的早期機率只有12%，從大團體中區別出高危機團體極難佳於隨機機率，因此，對高危機團體35%的正確預測率顯得格外的重要。

整體結果支持作者的假設，家庭凝聚力的得分、成人支持、同儕支持三者可以預測團體成員資格。

1.      最高危機團體的學生可以經由同儕和成人支持方面的得分，和低危機團體的學生做區別，低危機團體在兩方面都有較高的分數。

2.      中度危機團體可以透過家庭凝聚力的得分，來和低危機團體做區別，低危機團體的家庭凝聚力得分較佳。

3.      雖然作者預測最高危機團體的學生在家庭凝聚力方面會有最低的最佳得分(optimal scores)，但是實際結果並未如作者預期。對此可能的解釋是高危機方案對家庭方面有正向的間接效應。關於家庭適應力的假設未獲數據支持，家庭適應力的低得分和中度或高危機團體的成員資格之間並無相關。 

討論與應用

對於進入中學前的男孩，學校社會工作者需要發展介入策略

(Social workers need to develop strategies for boys before entering high school)

l          本研究限制為自陳數據的可信度，但它仍然指出了青少年對這些變項的知覺，這對青少年的內在還有自身都是深具價值的。

l          本研究的優點包含人口的同質性(homogeneity of the population)、三種層次危機團體的比較，以及用一個加權組合(weighted combination)來同時檢視多個過去與危機有關的變項。

l          研究指出高危機團體的學生是較低年級又缺乏同儕或成人支持的男孩 (即，一年級或二年級生，而非中年級(juniors)或高年級生(seniors))，研究結果也認為這些孩子的智商較低。然而作者認為這顯示測量智商的工具對文化不敏感，學生回答兩個字詞是如何相似的方式反映了他們貧窮的現實。

l          研究建議：

在中學早期階段有中輟傾向的學生進入高中學前，學校社工需要發展出一套介入策略給予這些男孩。

1.      高危機和低危機團體間最重要的區別變項是同儕支持，高危機團體的學生同儕支持顯著較少，其成人支持也顯著較少。此結果與先前研究發現一致，顯示中輟學生與其同學和教師的關係，經常感受到社會性的疏離感。因此，整合同儕和成人認輔或家教老師(mentor)進學校介入策略中是重要的一環。

2.  中危機方案的學生可能因為留級而較為年長，他們也可能已經成為父母了。學生可能因為懷孕或成為父母而錯失學校教育。相關的介入策略：

(1)研究結果指出性教育（sex education）的重要，特別是生產的控制列為介入的策略，還有針對學校青少年附屬於生產控制的健康事項。

(2)學校社工需要發展預防方案幫助學生瞭解父母身份的現實。

(3)為懷孕青少年在學校系統中建立日間照護方案，提供個別化教導，以協助其完學業。

3.  中度危機方案的學生知覺他們的家庭有較少的凝聚力，這些青少年可能因為缺乏家庭凝聚力，而想要儘早脫離原生家庭，自組家庭而造成青少年對成為父母的渴望。有較佳的家庭凝聚力和支持(例如，情緒和經濟上的支持，還有日間照護及休息的協助)，有助於幫助懷孕及為人父母之青少年試圖完成學業。由於青少年的問題來自於家庭，應強調臨床介入，同時需引進相關心理健康及社會資源以協助青少年及其家庭。

4.  研究發現指出低危機團體的學生可以從中度或高度危機團體的學生中區辨出來，透過家庭凝聚力、同儕支持和成人支持的程度。研究結果建議，支持(家庭、同儕、無關係的成人)應該是社工發展介入策略的主要成份。

5.  貧窮和種族(來自壓迫、隔離和偏見)可能會造成過度的壓力，並影響家庭生活的品質和支持的程度。當我們努力於廣泛的政策改革，我們也必須經由實務描述這些青少年的現實情況。整合已認定的支持種類(家庭、成人、同儕支持)方案可能幫青少年完成他們的教育。發展這類方案通常需要給教育更多基金，尤其是針對危機青少年的方案。

6.  未來的中輟研究應該是縱貫的，隨著青少年的年齡增長，以及檢視中輟和完成學業兩種青少年的家庭與支持變項。最後，為了控制危機方案學生在學校成功方面的效應，以及方案在家庭方面可能有的間接效應，在辨識方案所需要的青少年後，並在青少年參與方案之前，給予研究的指示，是有益於研究的。在未來合併這些改變，研究將可以更有力地擁護家庭和支持變項在青少年中輟危機上的實徵效度。  

延伸思考

l          弱勢文化及家庭下的青少年需要更多的外援以協助其教育上的危機，如何整合相關資源以強化保護因子，是重要的議題。

l          如何將需學生留在校園？創造支持性的環境，減少學生在校與同學及老師的孤立與疏離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l          根據，家庭凝聚力可預防中輟，但何以同樣在文化、社經不利的狀況下，家庭提供不同的凝聚力？其中的影響因素為何，這些在弱勢環境中仍存在具凝聚力的家庭，有那些特徵？這些家庭擁有那些資源和能力？

l          同儕與成人之支持成為指標或量化評估之可能性，或評鑑學生的特質及危險因子，作為安置鑑別的指標。（目前的成因指標常在結構面打轉，而缺少質化的評估）

l          過早性行為和懷孕是中輟生及中輟高危險群需要重視的重要議題。但目前在學校輔導工作推動的“性別教育”的主題與這群學生所需要之“性教育”內容是否相符，有待釐清。